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像今天一样对未来做出各种设想，这种设想不是一种浪漫的幻想，大多是基于当前的科学认知。而且，随着电影、VR等技术的发展让“未来”非常逼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时常已经忘记了那个真实的自我而把情感投射出去的那个虚拟对象当成了自我。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那些怒吼庞大的机器让我们望而生畏。而如今，小巧玲珑的手机、电脑随着手指的轻抚变幻着纷繁的页面，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惊讶地追问：这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技术的原理是什么？技术就是这么默默无闻地构成了我们的现实本身。对于这种科技化现实的拷问与思辨，恐怕是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因此，我对李敬泽先生的这句话很有共鸣：“我们的现实不仅包含和沉淀着过去——对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好像人们忽然意识到，我们的现实同时经受着未来的侵袭，未来不再是时间之线的另一端，未来就是现在。”

未来并非提前抵达，未来永远只是未来，悬在那永不抵达的明天；但是，现实越来越快地被未来所塑造。是关于未来的想象、概念、揣测影响着今天的认知与行动，今天的认知和行动愈加成功，未来也被证明为愈加正确。在这种复杂的缠绕中，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与“未来”的距离在不断缩短。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准未来时代”。

和文艺复兴时代相比，我们可以发现，21世纪的科学成就再伟大，但对于人之为人本身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喜悦。尤其是经历了20世纪的战争与相互残杀，现代文明摇摇欲坠，人类差点终结了自己，信心从何而来？于是，人渴望找回更高的召唤。与神的玄虚赐予不同，科学技术越来越有求必应，因而逐渐具备了神的位格。人摧毁了精神的神，却又建造了物质的神。可问题在于，科学技术究竟是什么？只是人类知识谱系上耀眼的部分吗？还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终结者？

当人类把极大的热情投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做着神的创世工作。如果人工智能获得跟人一样的意识，会把人类当神那样来崇拜吗？美国导演斯科特的电影《普罗米修斯》给出的答案，似乎令人悲观：人在外星球上找到了创造人的“神”，电影中称之为“工程师”，这种身材高大的“工程师”看到自己的造物——人类，却感到很生气，要用异形毁灭掉人类；而人类创造出的生化人，对人这样一种怯懦、脆弱、有限的生物感到的也并不是崇拜，而是鄙视和厌弃。这让我不禁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说：“我们的时代可能已经创造出了一种乌托邦的‘升级版’，只是它不再被叫做乌托邦，而是被称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曾经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想象，但在《一九八四》《我们》《美丽新世界》这样的科幻小说中，却表达了对那种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的质疑与反思。因此，科幻小说已经不再仅仅是关于某项科技发明的预测了，它本身暗含着乌托邦的文化结构——无论正与反。它以最大的程度向未来的经验敞开，包含的却是历史行进到此刻所无法化解的焦虑、痛苦与渴望。还无法肯定地说，科幻叙事作为乌托邦已经取代了形而上学的位置，但至少，这两者的确有相似之处。那个秩序井然的科幻乌托邦难免不是形而上学的投影，而那个令人窒息的“美丽新世界”也来自当时的价值和省思。

这个时代，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如此亲密地折叠在一起，现实与虚拟也纠缠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科幻小说冲破“类型”的藩篱，成为当代文学照亮现实的新引擎，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对于今天来说，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外在的幻想外壳，而是借助科学知识，推演一种思想的实验，探询一种关于科学及其应用的伦理，创造一种出自科学精神又落脚在人文情怀上的世界观。那么进而推论，充满想象力热情的科幻小说与密切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其实有了越来越多弥合的可能性。因为人类的技术正在穷极人类作为生物主体的想象力的边界，越来越多的想象力正在转化成不折不扣的现实。现实的定义正在被改造，那么，生活在现实之中的人也在被改造。这也是为什么“后人类”这样的提法得到越来越多共鸣的根本原因。

因此，所谓的科幻小说，已经日益成为一种“科技现实主义”的作品科幻这个词语中的“幻”字，会逐渐失去其梦幻般的色彩。

文章来源：《科技与生活》 网址: http://www.kjyshzz.cn/qikandaodu/2020/0909/3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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